一、美学的研究目的：
天地万物人为贵，人也是最具灵性和情感的，这种灵性感性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共鸣。比如在欣赏美术或聆听音乐时，优秀的作品总是会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力和心灵上的震撼，那是因为艺术家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艺术形式、向人们展示着一种美学的魅力，人们在被感染、被共鸣的过程中，从精神层面获取美的感受，在这种健康的互动中体现着高雅的艺术情趣。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当人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性、物性的美，也就可以知一般人的人性、物性美，如果天地人可以组成整体的一种人文关怀，再将人文精神以四个纬度展开，那么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宏观面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
目前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艺术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使包括中国画的美学价值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关注，例如学习国学、欣赏书画展览、民族乐曲、文物鉴赏、了解民俗风情等。特别是中国绘画艺术，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越来越受到收藏家和更多人们的热爱。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中国画的美学法则赋予画面的艺术境界以及内涵，与观念文化一样，是有形可见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珍惜并研究它。从而形成一种对中国艺术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同时也会推动着美术创作与更多人欣赏水平的提高。
二、中国画传统美学思想渊源
中国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文字未形成之前就有了绘画的萌芽。史前文化及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息息相关。中国人物画从晚周至汉魏，六朝渐趋成就。山水、花鸟至隋唐已形成独立的画科。五代，两宋流派竟出，水墨画盛行，山水画蔚然成为大科。文人画唐代兴起，宋代已发展至元代大兴，画风趋向写意；明清和近代既有发展并且日益侧重意达畅神。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和明清等时期，先后受到佛教绘画艺术及西方艺术的影响。以上叙述略知，中国绘画发展史是文化史重要内容之一。了解与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才能厚古博今，对于研究国画美学价值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下面通过对中国画传统理论思想来理解美学，它有以下两个方面组成：即通过哲学思想基础来了解他的美学思想基础。
1、哲学思想基础
从战国到汉代，有很多社会学家都曾讨论过“形”与“神”的关系。庄子、荀子、王充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荀子有“形具而神生”之说，庄子提出“形残而神全”之论，一个主张神形统一，一个主张神形可分，这里的“神”指人的生命精神。这两种观点，对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两汉前期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发展了庄子的思想，提出“君形”说，"神乃形之君”，《说山训》云“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之矣”这里说的“君形者”即“形之王”亦即心——神。这表明“神”的思想已经进入绘画领域，只是尚未直接运用“神”这个概念而已。在顾恺之后“神”作为绘画美术命题，泛指被描绘对象(人)的精神气质特征。审美观往往表现为对有限物象的超越，不受具体事物的局限，而是要伸向无限的想象空间。在审美观中，当捕捉到某种深远打动人心灵的刹那间，人们往往摆脱了概念，处于一种“忘言”“忘象”的境界。
2、美学思想基础
从顾恺之第一次提出“以形写神”的论述后，各个时代的画家都有关于“形”与“神”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形写神”的问题，自古是中国画家和中国画创作实践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古代画论中，“形”是指对象的外部形态特征，它是具体的、可视的；“神”是指对象的精神气质，它是内在抽象的。形和神不仅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在形与神的关系中，神是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形则是依据。顾恺之的画论现存有三篇《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在这三篇画论中，明确地提出绘画重在传神、写神、通神。“传神”论的提出成了中国画不可动摇的审美传统。
谢赫的“六法论”出自他的《古画品录》的“序引”中的一部分。其中“气韵生动”尤为精华，最能体现中国绘画的精神，简单的说 “气韵”指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形体中流露出一种风度仪姿，表现出人的情调、个性、尊卑以及美好的气质。“气韵”后来由本意中的人物精神状态扩大到山水，花鸟画中。无不把气韵作为第一要义外师造化”论通过主客观的结合，将画家的人格、气质心胸修养的体现，成为画家本心的写照。
三、“以神写形”论对长安画派乃至中国画的影响
长安画派是中国现代画派之一，建国初，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石鲁、等一反清末民国年间中国画坛摹古不化之风大胆走向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给当时较为死沉的中国画注入新的感觉，形成了西北特征的画风。石鲁是长安画派的一面旗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对“以神写形 ”创作思维的继承。画面将西北荒凉、峻拔的自然景观与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将“我”的情感与“物”的精神融为一体，展现出一种旷达、深沉、雄伟、阳刚之美。石鲁在“以神写形”论中，对“神”的理解说：
“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二为一则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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