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书画纵横
大凡在艺术领域有所成就的人，必然是具有理性与激情的人。从艺者有了理性才能不断地加强自身的艺术修养，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面对创作，保持“我”的存在；有了激情才能真诚地对待艺术，保持旺盛的创造力，不断超越自我。郑睿就是一位具有这样品质的书法篆刻家。
郑睿在20多岁时已多次入选国展，但是入选国展的喜悦并未让他陷入到无休止参加展览的惯性中和迎合时风、求一时之快的潮流中去，而是冷静的开始思考自己的艺术之路如何才能长久地走下去。当代信息的流畅、资源的共享和书法教育的专业化，可以让年青人很快地解决技法问题，通过展览很快成名成家，书法家“早熟”现象十分普遍。但是这种“早熟”容易让年青人在创作上过早的结壳，艺术生命力便很快地衰竭。于是，郑睿退出了疲于奔命的展览，沉寂下来锤炼自己的笔墨语言，潜心构建自己的艺术大厦。
郑睿在“二王”热还未刮起之时，被帖学的精美、深奥所吸引，系统研习“二王”和颜、米，又醉心于王觉斯的笔法、墨法。正是他对帖学的深入研习，其作品中无论何种书体都具有一种“雅”气。他也钟情于章草和碑刻书法，尤其对沈曾植和王世镗的章草进行了长期的研习。要在这样的取法渊源上进行行、草书创作，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对帖与碑进行融合的这道难题。近代碑派草书大家都走“碑主帖辅”的路子，这给郑睿一个启示，“帖主碑辅”也应是一条道路。这条路不是没人尝试过，但出现的“夹生饭”问题往往无法解决，绝大多数人只能中途放弃，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死胡同。其实艺术中没有太多的禁区，只是有没有能力打破禁区、打通死路罢了。观郑睿的草书，让人惊喜的是他打通了这通道。其草书虽然属于帖派体系，但很有碑派意味，真正做到了帖与碑的融合贯通。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对帖与碑都下了极大的苦功，深入地理解和熟练地掌握了碑、帖两种语言体系。他的草书以王觉斯笔法为基调，娴熟的将章草笔法用于其中，同时也可感受到篆隶笔意，所以其行、草书点画丰富多变，和谐统一，流美而不轻滑，厚实而不滞呆。在结体上往往在草法中巧妙的加入楷、隶字法，巧妙的与其笔法、墨法融合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熟练的运用构成之法，巧妙的消解了行、列之间的界限，在字与字、面与面之间所形成的空白中流露出一种灵动和生命活力，彰显出强烈的书法语言个性，形成了古朴而不失灵动的风格。
在各体中，郑睿最早涉入的是隶书。六七年前我曾见过郑睿的隶书，好像以《石门颂》为骨架，但时风较重，近几年很少见到其隶书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感到难以将自己的隶书风格追求落实到创作中去，于是他重新对汉简、汉碑和清人隶书进行了系统的研习，逐渐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取汉碑结体，用汉简笔法，进行笔墨语言的塑造。他现在的隶书作品，完全不是以前面目，真正的涅粲之变啊！展卷之时一股古朴典雅之气扑面而来，已为自己的隶书创作打开了一条通途。
郑睿是五体皆精的书法家。其篆书以邓石如、吴让之为宗，上溯秦汉，用笔爽利道劲，结体寓动于静，呈现出一种静穆之意。楷书以魏碑为结体，参以简牍笔法，险中求稳，奇趣横生。郑睿又能以开阔的视野来审视当代所有的书法创作现象，从中获取创作灵感。比如，他时常也进行“现代派”书法的创作，以此来增强用笔、用墨的韵味和锻炼章法营构的能力，从中得到了诸多启示。
说起郑睿，必然要谈到其篆刻。他篆刻创作上没有选择直接取法今人、随“风”而动的做法，没有把“印宗秦汉”仅仅当作口号来对待，而是身体力行，用功研习秦汉古印。战国古玺那诡异神秘的文字、跌宕起伏的章法和秦汉将军印那无拘无束、自然天成的艺术魅力培养了他极强的创造能力。他也醉心于明清诸家，又能很好的借鉴当代篆刻创作元素。以“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态度，敬畏古人，尊重今人；以开阔的视野，汲取百家之长，化为己用。其印风可分为二大类：一类以秦汉将军印为章法骨架，单刀直人，得白石刀法之精髓，开张自然，气势宏大，用刀如笔，充分体现了刀与石的特性，营造出大气开阔、浑朴自然而意趣盎然的印风。一类是以战国古玺为主骨架，切刀、冲刀并用，点画生动，简练有神，精巧中寓拙朴，刀有尽而意无穷，精致中不乏典雅。近年，他在篆刻创作中又吸收了一些砖瓦文字的元素，并强化了“以书入印”的成份，具有浓厚的“刀趣笔情”，技法更加娴熟，内涵更加丰富。
这几年的沉寂，郑睿不但在书法和篆刻创作上突飞猛进，更重要的为自己找到一条可以持久走下去的艺术通途。当代书法家往往在中年以后停滞不前，常常因无法超越自我而痛苦、迷茫。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识和眼界的限制。近两年，郑睿负笈进京，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受业于张荣庆先生，“内、外”兼修，不但注重技法的锤炼，更注重理论的学习、研究，已具备了一个优秀书法家的必备素养，为他进入书法的自由王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云鹏
（甘肃省文联理论研究部、甘肃省书协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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