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史学史上的“王羲之”

当代书法史学史上的“王羲之”
——评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
                                                                             作者 祝帅

    日前，著名书法史学者祁小春博士的代表作《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以下略称《迈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书法史论界同仁期待已久的盛事。这是因为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的《迈世》一书，首先是2007年由台北石头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繁体字版，2010年再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大陆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本书的原著。尽管通过作者的其他专著和学术研讨会等场合了解到本书的基本内容，但不能直接阅读一手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此次文物出版社推出的简体字本是这本重要著作首次与大陆地区的读者见面。笔者认为，这是中文世界中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王羲之专题研究的著作，也是对最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关于王羲之研究进行总结创新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代表了中国书法史研究在21世纪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更预示了书法研究与整个人文学科对话的一种可能性。

    一、研究视角：从书法本体到人文考察

    当今书法理论研究肩负着两方面的使命，一方面当然是与书法创作本身的互动；另一方面，书法理论研究的高度，决定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学术中的位置，及其与其它人文学科相对话时的姿态。因此，无论是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实践的互动，还是书法理论与其它人文学科的互动，都应该看作当代书法生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书法研究者似乎只注意到了书法理论研究在参与实践、解释现象等方面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书法研究作为一种人文研究的价值和可能性。

    事实上，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书法研究是全面解读人文经典，建构人文视野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但书法自身的专业性又成为很多很多人文学者进入这一领域的技术障碍。以西方汉学研究为例，关于中国古代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已经逐渐形成一些学派，但西方汉学家对于书法研究却始终不得要旨。当然也正因此，才为那些既熟悉当今国际学术界学术动态和理论前沿，又对书法本体乃至书法实践并不陌生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的空间。祁小春博士的巨著《迈世》正是在这种背景中诞生的。

    2009年在杭州举行的“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国际研讨会”上，学术主持邱振中先生曾经把当今的中国书法史研究概括成三种主要的面向。笔者凭记忆总其大意，大抵是以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作者群为代表的基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通史研究，以白谦慎先生等为代表的基于外部材料进行的书法社会史研究，以及以祁小春人等为代表的基于专题、个案的微观研究。应该看到，这里除了具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白谦慎先生的研究思路受到西方（确切地说是北美学术界）的社会史、社会批评理论思路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看来其方法有些独特的话，其余的两种进路所采纳的主要还是历史实证的研究范式。无论如何，这种学术风气养成了书法史学者关注小问题、注重基础学术训练的习惯，对于防范一种书法史研究中的空疏学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2011年来，关于王羲之和二王研究的热潮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以至于如果要概括2011年书法理论研究的关键词，可以说“二王”首当其冲。2011年9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展厅推出年度大展——“兰亭特展”和“兰亭珍拓展”，并举办了邀请包括日本、台湾省诸多学者参与的“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独有偶，2011年10月，“兰亭”所在地——浙江绍兴声势浩大的第27届兰亭书法节上，以“二王流派与当代书法史序列”为题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二届“兰亭论坛”尤其引人瞩目。除了两次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东方讲坛”，邀请六位专家学者开讲《兰亭序》，年底又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兰亭》一书，收入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文本，并配发其他专家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二王”已不仅仅是当代的主流书风，更是当代书法研究中当之无愧的“显学”。

    应该说，经过了“兰亭论辩”结束后近半个世界以来的学术积累，有关二王的学术研究，已经逐渐从“兰亭真伪”这一纠缠不休的问题的定论情结中走出，进入到“细节研究”的新阶段。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祁小春先生《王羲之十七帖汇考》一书是相关领域最新成果的代表。但应该说，目前的二王研究还仍然有许多有待开辟的学术空间。以故宫举办的“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尽管有荣新江教授等学者提供了高水平的论文，并特邀到傅申教授等美术史界主流学者参与其中，但或许由于没有经过公开征稿和专家评选的过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定向约稿，因此存在论文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部分论文甚至存在“臆断”、“猜谜”的倾向，在学术方法上缺乏推进和更新，也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相反，许多前沿的学术成果没有被纳入其中，这与人们对一次国际级学术研讨会的期待还相差甚远。

    在笔者看来，对于“二王”研究这样的热点和难点并存的领域而言，研究者既需要研究者对于书法史料的长期浸淫与实践，同时又需要熟悉当代历史学在魏晋断代史、敦煌学、文献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更加系统和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从而使书法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跻身当代历史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前沿领域，并与当代学术的最新成果展开平等对话，而不仅仅是像美术史等学科那样强调自身学术训练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到头来无非还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下级学科和分支门类，成为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附庸。

    书法研究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文史研究的附庸，主要原因在于书法研究常常是借用文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比如所谓图像学、“二重证据法”等等，或是简单借用人文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和前沿领域和书法发生简单的交叉，而没有对文史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毕竟，美术史的图式理论研究在整个书法史研究领域中并非主流，因而也很难引起一般文史学者的充分关注。但是《迈世》中，却时时体现出作者不甘心写一部囿于书法界内部的专著的决心。并且，作者所展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并不是对于书法史研究的上级学科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照搬与模仿，而是努力突出一位书法或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对于整个当代学术的抱负与贡献。

    例如，书中所首倡的王羲之尺牍研究（资料研究篇）、王羲之与道教的关系（人物研究篇）等等论题就体现了这种源于书法而不囿于书法的倾向，这些研究论题不仅发书法研究界之所未见，也堪称是文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研究的前沿，充分体现了书法研究的可能性。如陈志平教授所看到的：“对于王羲之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书法的整体性关注，也是对魏晋时期这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的特别关注。祁著的意义决不止于书法领域，他所进行的探讨和所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王学”研究在过去二千多年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从而无可置疑地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起点。”薛龙春教授也看到：“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并未将对象作为杰出的书法家来对待，而是将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置于中国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属于历史文献研究，而不是书法史研究。”可以说，在书法领域中出现这样一部著作是令人兴奋的。

    二、研究方法：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

    在浩浩荡荡的中国学术史潮流之中，一种所谓的纯理论、思辩式的研究与一种所谓微观、实证式的研究，始终是处于一种此起彼伏的消长之态。如同西方的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经验研究与思辩研究之争，其实在中国学术史上颇多类似的争论。从早期的“今文古文之争”到后来的“汉学宋学之争”，便一再挑起“名物训诂”与“微言大义”的二元对立；从宋明理学到清代的朴学，又有所谓“小学”对于“空疏学风”的不满和反动。以至于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沿着这样一条“虚学”与“实学”的消长互动出发，找到一条解析整部学术史的内在脉络。

    尽管往往所谓的“实学”更能引发人们的理解之同情，以至于在历朝历代的学术争辩中更容易博得人心而占据上风，但有些诡异的是，很多津津乐道于考据、实证等等“实学”研究方法的呼吁和倡导者们，往往自己恰恰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而那些真正投身于“实学”并撰写出研究著作的学者则似乎并不愿意去介入这种形而上的论证。本书作者正是这样一位学者。

    祁小春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工作于古籍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研究，是其研究力量最强的人文学科领域之一，其清史专业更是本学科翘楚。祁先生在这里耳濡目染，打下了历史研究的史料与文献学基础。此后祁先生东渡扶桑，在立命馆大学先后获得文化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日本学者所独有的处理史料问题抽丝剥茧式的细致与严谨的姿态，塑造并成熟了祁先生书法史研究的治学风格与方法。这并不仅仅是指作者在日本的研究条件使得他得以目鉴许多收藏在日本的王羲之传本书迹、西域文书等实物，也不仅仅是指作者对于日本书法学术研究的历程，特别是在王羲之研究领域中的进展熟稔于心——这些当然是其他中国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条件，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书法界在译介日本书法学者的著述方面并不可谓落后，早在1985年，陈振濂就翻译了榊莫山著《日本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卢永璘更是翻译出版了中田勇次郎的重要学术著作《中国书法理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然而在中国真正传承日本学者衣钵，体味其治学方法之精华并且孜孜于研究实践者，祁小春先生可谓当今之一人。

    在当代史学所讲求的“小心求证”这一科学姿态方面，《迈世》在文献学和考据学学科交融方面也为书法研究者做出了一种表率。可以说，作者对文献下了大量的功夫，同时在考据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工作和心得。在文献方面，正史中的史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参照，作者对此也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且他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正史中作为书法家的王右军，而且还包括温韬、郑玄素这样与王羲之作品的传播方面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除此之外，作者又对隋唐以降大量书画论、笔记、札记乃至诗文中的资料尽行钩稽，可以想见作者在海外写作搜集史料时所付出的大量精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但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论据和结论的说服力，也为后来的研究者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成为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阶段性的路标。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传本王羲之尺牍的考辩和整理。这方面的研究缺乏前车之鉴，作者考辨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尺牍以往在学界仅仅被当作书法和一种形制来观照，而作为一种史料的尺牍所提供的信息却是当代学者的新发现。在这方面，作者所进行的研究和积累不仅仅体现在书中《王羲之尺牍研究》上下两章中形成规模的研究成果之中，还体现在汇编于《山阴道上》一书中作者大量的研究丛札里面。这种进入研究之前的基础工作的细致和彻底，保证了作者在王羲之研究领域中成为专家的技术条件。

    在考据方面，作者承续清代乾嘉朴学考据风气之正脉，而又结合当代成果有所推进。作者在充分参考陈垣、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前辈学者史学成果以及杉村邦彦、中田勇次郎等书法界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提出了“寻求理解而非定论”的学术主张。可以想见，在目前传世文献和出土史料所提供的研究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作者的这一主张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王羲之乃至整个中国中古时期书法史研究的一道“不二法门”。

    然而，其实所谓“虚学”与“实学”的区分，本身只是研究理路与学术品性的不同，本身并无高下轩轾之分。正如中国画布白中的“虚”与“实”，各自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不可互相偏废。并且，不去挑起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不去在理论层面上纠缠方法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作者不重视研究方法本身。事实恰恰相反，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几乎是本书每一章的重要环节。这是因为，如果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层面得不到实质的更新，则对王羲之书迹真伪、信疑一类问题的实质推进工作仍然很难获得进展。但问题在于，学术创新的标志，并不见得就是就这些人云亦云的老问题提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新”结论，而很可能恰恰体现在看作者是否在研究方法论、观照视角以及问题意识等方面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并据此进行操作撰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祁小春先生正是不断在提炼和总结研究方法的同时，还乐意于将此种研究方法放在研究实践中加以检验。本书中的几个研究所使用的很多研究方法，正是其在实践之后所得出的经验之谈。并且更加为人所称道的是，在这个善于谈论方法和方法论的当下美术史和书法史研究领域中，这样的著作显然要比纯粹的呼吁更加令人信服。由此观之，《迈世》一书就与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一书有着类似的学术史意义了。只不过对于本书作者来说，由于年代久远，研究者众，他所面对的研究对象要远比明清之际的傅山复杂得多。

    尽管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祁小春先生个人探索所达到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已经远远超过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辨”甚至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几次王羲之研究的高峰，但他仍然在下结论方面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他常常根据现象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全面综述和评价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全文注释与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进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谨慎地表明本文写作目的在于“提出疑问”，以待来哲。某种程度上，这种基于法理学“疑罪从无”的论调以及“不求定论”的审慎态度，也成为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论的前提下，面对“兰亭论辨”遗留问题时的普遍姿态。对于已经与人类智慧激宕、博弈太久了的“二王”研究而言，任何一点点新的证据的积累都是令人兴奋的，而事实上，当事实的积累使得人们的认识更加向真理靠近的这个过程，也许远远比一个简单的结论更加耐人寻味。

    三、著述体例：从通史写作到专题研究

    王羲之研究既是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与重点，同时也是难点所在。年代的久远、史料的阙如、传世墨迹之有待甄别、传说之不可靠等等诸多问题，限制了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研究进展。然而在另一方面，研究条件的制约客观上也使得王羲之研究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兰亭论辨”时期的“显学”，逐渐蜕变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专家之学”。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新时期书法研究阵营中所分化出来的“书法理论”或曰“书法学”/“书法史”，还是在书法史研究阵营内部中的“史观派”/“史料派”两种研究范式中间，《迈世》一书所依托的研究框架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为此，对于著述体例的甄选确定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从学术史上总结，这部著作也可以概括为从“通史研究”向“专题研究”的书法史研究体例的范式转型。概括近三十五年来的书法史研究的关键词，与其说是“通史的建构”，不如说是“问题的发现”。专题研究的兴起带动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和新世纪最初十年来书法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很多细致入微的“小问题”被“大做文章”，以至于呈现出一种“从本体到外围”的趋向：为了开辟细节研究中的“新问题”，人们关注的书家，逐渐从“二王”这样的“书圣”、主流，过渡到明清的二三流书家甚至“非书家”（如学者、帝王、文人）书法；所研究的议题，也从笔法、章法等“内部”问题，转向书家交游、应酬等社会史的“外部”议题。同时，新出土材料与书迹的应用，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着“书法史”的序列本身，甚至成为一个可比“西学传入”之于书法史写作的意义的重要事件，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和综合视角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实践。了解这一点，首先有必要回溯一下近年来“王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1999年，“《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会后编辑的论文集《兰亭论集》，除了收录《兰亭论辨》一书所未收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而外，也收录了80—90年代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学者关于《兰亭序》专题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但整体来看，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却并非是以《兰亭序》研究，特别是《兰亭序》真伪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尽管这次会议集中了60年代“兰亭论辨”以来《兰亭序》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应该看到此时期人们已在《兰亭序》研究特别是“兰亭真伪”问题的纠缠之外，开启了更为广泛的“二王”研究视野，并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推进。相对而言，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本身研究的现状，与关于“二王”其他传世书迹及生平交游方面所获得的系统进展，特别是祁小春、刘涛、丛文俊、邱振中诸先生等关于书法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形成鲜明的对照。

    应该说，从60年代的“兰亭论辨”转向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经过了新时期更为有素的学术训练和前一段时期学术积累的新一代研究者都在下结论方面显得更加慎重，在认真的书法史学者中间，在考古材料难以有所新发现、难以将讨论推进之时不贸然触碰“兰亭真伪”问题的想法和做法十分普遍。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80年代以来书法史研究“学风转换”的整体进展和学术思路，即一方面是在方法上尽可能全面、准确掌握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出土材料，以及此前相关问题和以有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则是从“得出定论”、“取得共识”的60年代学术风气，转向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阐述，而不是急于“盖棺论定”。

    21世纪以来，一些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论文，取代了通史意义上的“书法史”；“论文集”和各种书法史专题研讨会，成为书法史研究领域许多一线学者主要的学术平台。研究专著与通史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专著多为作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新见，而通史则一般为学界常识的汇编；研究专著往往是细小的局部观察；而通史则常常是诉诸于体系和整体性的宏大叙事；研究专著的结果往往是提交给学术界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的阶段性成果，而通史往往是定论。正因此，在读者对象的选择上，研究专著所诉求的理想读者，往往是本领域的专业读者或者学术界的同行专家，而不是入门的读者或学生。以至于有研究者论断，只有教科书三级以下的标题才能写成一部专著。具体到本书，作者在行文上的一些特色，又使得枯燥的研究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抽丝剥茧式的娓娓道来，读之不禁引人入胜。这样就保证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能够从中各取所需，而不仅仅是“专家之学”。

    与此同时，作者鲜明的学术主张、严谨的学术训练通过这种体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善于从不经意处“发现问题”的提问方式，恰恰是作者引人入胜的学术特点。例如作者对于《兰亭序》中以“揽”代“览”字之不合理处的质疑。他在全面综述和评价了郭沫若、周传儒、周绍良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注释与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进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谨慎地表明本文写作目的在于“提出疑问”，以待来哲。某种程度上，这种论调与“不求定论”的审慎态度，也成为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论的前提下，面对“兰亭论辨”遗留问题时的普遍姿态。

   也许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不必再像王瑶、林庚等前辈学者那样，穷其毕生的研究功力，最终的目的只是为撰写出一部“中国文学（书法）史”。与之相反，以“清儒家法”来回应当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并为朴学式的前者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以实证的方法关注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以祁小春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一流书法史研究者的共识。换言之，从目前的研究取向来看，我国书法史研究领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处在论战中的两大阵营——“史料”派和“史观”派中，前者无疑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与追摹，而《迈世》可以说正是这一阵营中建立某种学术范式的代表之作。

    结语

    事实上，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研究者长期的沉潜，既要有“坐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又要求“十年磨一剑”的积累与成效。尤其是对于书法研究领域而言，经历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面”为主的“书法学学科建设”这一必要的基础性理论建设阶段之后，现阶段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领域细分的“专业化”方向行进。以书法史为例，在断代史、书家个案研究、出土书迹研究、史料学、学术史等各个门类上，都需要展开实质性的后续研究，才能不断充实和丰满“书法学”这门学科的内容。但笔者相信，祁先生的代表作《迈世》作为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让书法史研究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赢得了尊重。基于此，笔者乐意向国内广大书法研究的专业读者和书法及文史爱好者推荐这部作者的集大成之作，也坚信它必将在日后撰写的书法史学史上成为一个新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