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www.shuhuayanjiu.com 作者：师界弘
水墨画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独特产物，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思想意韵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的多元格局中占有了自立和自足的一极，具有不可替代的奇特文化品格。然而纵观当下的水墨画艺术实践，出现了“为什么当下的水墨画作品‘好
看’不耐看”?的质疑，并在其后延续至今的追问中造成了水墨画创作的诸多尴尬局面，因而深入地了解并追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从而进一步寻冀当今水墨画发展的合理方法体系，无疑是有益的。
一、当下水墨画的表征
自当代特别是上世纪“85思潮”以来，水墨画的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新的审美主题、审美表现形式、艺术运作机制在迥然不同于传统绘画的语境中具有了新的表征。
(一)审美主题的转换和进一步扩大化。
时下的画家追求艺术的现代性，注重生存性体验的表达，在艺术表达的美学内涵上图谋时代性和世界性确证的双重身份特征，希冀在一种“质文代变”的全球化时空中以找到个性化表达的主题作为致“思”的方向，而在摆脱了上世纪“社会宏大题材”的主题束缚之后，又把传统文人绘画的自娱性进行了消解；同时，西方艺术中所表现的题材也一应纳入了水墨画表现的内容。自此，主题的表达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二)审美表现形式的制作化。
当下的水墨画家为追求视觉冲击力，致力于现代实验水墨，刻意于画面的形式构成法则，注重肌理效果的制作，强化了艺术设计意图。在这种艺术制作的背景下，水墨画所表达的是一种图式概念，是元国界、元民族文化特性、也不需要历史传承的纯材质媒介性艺术，尤其是当西方的一些现代和后现代画家也使用中国国画材料创作绘画时，这种观念也就越得到了加强，但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实践和理论上的艺术精神诉求的尴尬。
(三)艺术运作机制的商业介入。
在当今的消费时代，艺术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水墨画作为艺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主要城市中产阶级日益增多，从上世纪9o年代开始逐渐兴盛，到2004年出现火爆局面。然而与油画消费于比较规范有序的状态比较，水墨化消费却处于时冷时热的“打摆子”状态，无论新闻媒体如何对当代水墨画家进行炒作，收藏者一直抱着审慎的态度。“我的画为什么卖不出好价钱”成了目前水墨画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为很多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
二、当下水墨画困境的原因
当下水墨画所呈现出来的表征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绘画向当代转型在思想和表现形式上的裂变。究其原因，具有浅层次上的历史性根源和深层次上的本体性根源。
科学主义对水墨画的入侵。
这是造成当下水墨画困境的历史性根源。作为掌握世界的方式，科学和艺术具有不同的价值体现方式，科学在知识论的层面以“在者(beings)”作为探求的目标，而艺术在本体性的层面上以“在(Being)”为体悟的对象。当二者处于换位并被误读之时，中国传统水墨画便注定被“异化”为西方绘画的附庸而丧失其固有的本位价值。这一过程是伴随西学东渐所形成的唯科学主义的“价值信仰体系”而展开的。在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许多主张社会变革的政治家和学者竭力提倡中国水墨画吸收西方绘画造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中国画不科学”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采纳所谓“科学”的西画造型；而在解放后，“一切向科学进军”又成为时代的风尚，坚持传统绘画的画家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纯粹传统的水墨画时常出在边缘化的境地；伴随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出现的强调科学视觉原理的现代水墨画又成为时代的“主航道”，认为这种讲求构成原理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水墨画品牌才是代表中国艺术的真正国际版。在如此艺术理念的指导下，追求“好看”的艺术视觉快感也就应运而生了，水墨画成了画家“工具理性思维”的反映，而中国重“心”的艺术精神在艺术沦为知识论的危境中却难以澄明。
人文性的“不在场”造成水墨画意蕴的缺失。
这是造成当下水墨画困境的本体性根源。如前所述，艺术以“在”为体晤的对象，追求意境美，而这又极端依赖于传统文化的浸孕。综观20世纪中期以后，纯粹的古典文化学脉除港台之外已经变得非常细弱，加之现当代古典文化学者的相继去世，新一代的学人由于受教育的内容和模式是在西方化和现代化主导下进行的，缺少自持的古典文化支撑，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中西融合的大背景下处于“隐匿”的状态。传统文化的“隐匿”所导致的画家人文性的“不在场”，最终的连环后果即是水墨画意蕴的缺失，而忽视了中西文化差异中这一
“异”的一面也使水墨画主题的转换凸显出日益苍白，造成主题表达无主流的纷争局面(特别是在理论界)也是在所难免。究于当下水墨画对传统水墨画的望尘莫及，“不耐看”的现象亦是根源于这种古典绘画文化背景的遮蔽和缺席，这种缺席造成了当下水墨画的无根基状态。同时，水墨画消费市场的无序状态归根到底也是由于这种文化底蕴的“不在场”，因为艺术消费毕竟是一种文化消费，因而寻找并重建传统文化正是当下水墨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方法是体系的灵魂，换言之，摆脱困境的策略就是寻找方法论的突围。“为了完成艺术学研究任务，必须根据艺术学研究对象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就当前水墨画的困境而言，在本体性层面上，恢复其传统文化本性应当是方法选择的任务。
三、当下水墨画的方法论选择
“‘近世文化都是科学的，都是科学造成的。’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现代文化被理解为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而政治、宗教、道德、艺术等等被纳入到科学的地基上，都要通过科学来确证与表述自己，这必然意味着现代化过程中人文向度的衰退。”因而在对西方的科学主义祛蔽也就首先意味着强调方法的人文性原则。
人文性原则。
人文性的方法就是强调文化学的方法，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水墨画的文
人画而言。人文性之于中国而言，并非如西方文艺复兴时崇尚的理性与科学，并
进而占有支配自然为目的的“人文”性，而是根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修养，换言之，是在生活中做到“端人品，博修养”，囊括对生活世界的感悟和理解。“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辞》)这种“人文”与“天文”的“天人合一”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境界，是在“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中引发出勃勃生机的大易文化之流。反映在水墨画中，即其“真”而言，是追求“形神”之间的酷似—— “致真。”在这点上，五代时期的画家荆浩的画风就很有这种特点。荆浩在太行山的洪谷中长期观察和体悟大自然，对景写生，描绘真山真水，其中画松就达数万本，提倡“致真”；
在另一方面，荆浩又提出“气韵思景笔墨”的“六要”主张，将“气韵”置于“致真”之“景”的前面，强调在描绘真景面前的天人合一的人文要求。人文性的要求正是画家孜孜以求和终生为之的艺术内在生命。水墨画是中国人特别是文人长期审美习惯的文化积淀，包涵了从自然到人文的审美信息，在此意义上，水墨境界就是人格境界，是文化修养的结果和境界。一个存在的事实是，之所以许多老画家的画耐看，实际上就是对绘画所反映的生活中人文的阅读和视野融合。
适用性原则。
适用性即方法的有效性。任何方法在产生之初都根源于一定的或发展了的
境中，在适用的范围内是有效的，但逾越于其所适用的范围，则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导致悖论的困境。就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文化母体的复原而言，诸如西方的现象学还原方法、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对于重建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起到某种工具作用，对于长期被二元思维遮蔽起来的现当代文化恢复其本来面目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性而言，历来追求的是强调“实践感性”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不存在西方重视的“实践理性”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辩方式，是浑然一体的“朴”的持存状态。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宋·程灏《语录》)。因而在借鉴西方方法论的同时切实应当考虑语境适用
的差别，例如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在西方语境中是分合关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始终是一体的，即“能所不分”、“能所两忘”。这种情况也再一次表明，即使中西方在现当代文化发展上有某些亲和性，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原中应慎重考虑方法的内在特性和适用范围上的甄别，以避免那种不顾方法的适用性而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一次遮蔽，或者以某种“万能论”的方法去描述和阐释一切的一言堂。
谐调性原则。
谐调性原则即在适用性的基础上多种方法的“合力”性的协调处理。既然
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从当今“知识爆炸”的纬度来看，单一的方法对解决某一课题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这就产生了方法多元的互补和协调，即使有主要方法和次要方法的侧重问题也是如此。就目前中国水墨画的传统文化母体的复原来说，当代学科都是侧重于某一方法而阐释，如艺术发生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等。这些分支学科构成了艺术文化本身彼此联系而又独立的局面，有助于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揭示传统文化活动，在丰富传统艺术本身的同时，又使艺术突破单一狭隘的眼界而面临广阔的传统文化领域，然而一旦对它们进行整合的时候，就会有主次协调互补的灵活处理的问题，因而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不能拘执于某种成见。例如在学院水墨画教学中，为防止用西方的色彩原理代替中国画的传统色彩原理，就应加强中国画从临摹传统名家作品人手的方法；同时，为防止西方的图文文本对学生艺术思维的“殖民化”，就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绘画)理论的同步到位。如此，在方法的主次选择上，注重技能的传授与接受的同时而又需要弱化技能，真正加强对传统文化意识和创作观念的培养，使学生真正体悟到传统文人画的重意特点，才能在古今中外的立体观照中
更好地进行继承和创新。
综上所述，在解决当前水墨画困境而力求恢复传统绘画中，由于“人文现象所具有的特别复杂的性质，人文社会科学所肩负的特别重要的任务，都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艺术创作的现实文化语境的全球化，更导致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无论何种方法的选择都必须坚持“如其所是”的原则，因而更存在方法的一致性即相同的哲学基础。在复原中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并非要承认和吸收多种方法的哲学基础，要学会“扬弃”。在绘画本体确定的前提下，在方法“用”的层面上，吸收每种方法的合理因素而舍弃不合理之处。方法是多元的，其哲学基础是一元的。在这点上，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确保方法一致性的哲学基础，只有这样才不致陷入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复原的折中主义怪圈。当然，提出文化复原的主张不是提倡复古主义，而是要在生生之易的时代嬗变中把握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本真和意义，这样做也就真正做到了继承中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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